对少数民族，则实行宽松的宗教政策，宗教团体只要维护帝国世俗权威和正常捐税，就可拥有独立地位。穆斯林必须缴纳什一税，非穆斯林必须缴纳约占收成25%~50%的土地税，此外还要缴纳人头税。这就可以理解，那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人主动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可以少缴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帝国皇帝对于传播伊斯兰教根本没有兴趣，因为穆斯林增多意味着帝国财政的减少。
作为奥斯曼帝国列位苏丹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苏莱曼大帝对帝国的最大功绩，不是他的能征善战，而是他的立法。苏莱曼大帝通过细致而严格的立法，确立了上述一国多制的统治格局，让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可以作为国家中的少数群体而统治众多的民族，并且让这个宗教和政治上相对宽容的帝国成为历史上的长命帝国之一。
帝国是如何变成“病夫”的？
1683年，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扩张的极限。在维也纳城下，曾经所向披靡的帝国军队遭遇惨败，波兰骑兵追击溃逃的奥斯曼士兵直到多瑙河。维也纳是奥斯曼帝国扩张停止的终点，同时也是帝国走向衰落的起点。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病夫”。
西方人认为19世纪有两个衰落的帝国，并将其称为“近东病夫”与“远东病夫”。“近东病夫”就是奥斯曼土耳其，“远东病夫”则是大清帝国。在停止扩张后，两大帝国都患上了严重的“帝国病”。连病症几乎都是一样的，包括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后宫干政、太监乱权，帝国的痼疾一个都不少。
奥斯曼帝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可以称得上是内外交困：对内，奥斯曼统治阶层突厥人数量少，境内的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一直在谋求独立，在帝国衰落时独立的声浪更是空前强大。对外，经过十几次俄土战争，俄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了大片领土。
这些政治层面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不难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来解决。但“帝国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从外部压垮帝国，而是从内部腐蚀了帝国。后宫干政、太监干政、近卫军干政，对帝国的伤害，甚至比外部问题更加巨大。
后宫干政意味着非正式权力侵入到正式制度之中。这是家天下的帝国不可避免的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在12年间更换了18位宰相。不仅如此，和清帝国的一样，奥斯曼帝国也有太监，并且太监的首领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相当于宰相）和大教长。后宫和太监的干政，让真正的政治家在帝国的事务中无能为力，甚至成为受迫害和排挤的对象。
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都属于专制政体。这种政体过于依赖统治者个人的才能。但在无限权力的制度下，出现低能的执政者是大概率事件。而出现后宫、太监等非正式势力乱权的情况，则几乎是必然的。所以，所谓“帝国病”，其实就是“专制病”。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奥斯曼帝国以机会。和大清帝国一样，奥斯曼的苏丹曾经试图进行西方化的改革。但这些改革的尝试都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摧毁了，几代厉行改革的苏丹都被自己的禁卫军废黜或杀害。穆罕默德三世、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都是这样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维护帝国形态。
1918年，奥斯曼帝国也在一战中解体。从帝国里独立出的国家竟然有40多个。1683年奥斯曼的疆域达1200万平方公里，当代土耳其面积仅为7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作为“帝国病”的患者，奥斯曼帝国在“病夫”年代竟然丢掉了93%的领土。
国家面临危机，“帝国病”必须要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根治。统治阶层也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为何无力将改革坚持到底？为什么改革的阻力如此巨大？为什么那些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保守派会战胜那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这些都是奥斯曼帝国留给我们的悲剧性疑问。
历史限制了未来？
人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历史经验的有限性决定了，土耳其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对于祖国未来的想象，也无非是“帝国的复兴”或者“西方式现代化”这两条道路。
但问题是，如果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人们走不出的，就不是历史，而只是自己编织的谎言。在真实的历史上，土耳其的道路选择其实并非只有两条，而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化也并非毫不相融：首先，奥斯曼帝国成功的道路绝非伊斯兰化，而是成功的帝国治理；其次，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想要加入西方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在攻下君士坦丁堡后，苏丹就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