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友谊自有渊源。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到访奥斯曼帝国。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巡游了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并参观了主要城市与历史景点。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向奥斯曼帝国承诺，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或更具体地说是与奥斯曼的友谊会万古长青：“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球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
威廉二世的友谊宣言并非全无私心。德皇在与历史更为悠久、装备更加精良的大英帝国相竞争时，看到了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好处。威廉二世相信，被尊为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是全球穆斯林社会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若与他结为盟友，会使全球的穆斯林都倒向德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鉴于英国治下的印度、波斯湾地区与埃及生活着约1亿穆斯林，德国发现必要时可以将伊斯兰教作为对抗英国的武器。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也尤为重要。德皇到访之际，英俄两国在亚洲腹地的较量异常激烈，这次较量后来被称作“大博弈”（the great game）。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是通往波斯与中亚的要道。若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德国便可参与到“大博弈”中，并同时对英俄两国施压。
奥斯曼帝国的南疆直通波斯湾。德国在此希望插手这块被英军精心维护的战略要地。整个19世纪里，英国通过与特鲁西尔诸国（今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与科威特的阿拉伯统治者签订排外条约，成功遏制了奥斯曼与其他欧洲势力。1898年德皇到访奥斯曼帝国之后，德国期望利用与土耳其人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修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以便打破英国在波斯湾的垄断地位。
1899年12月，就在德皇奥斯曼之行后，德国获准修建一条穿越土耳其，经巴格达直至波斯湾畔巴士拉市的铁路。铁路于1903年动工；到1914年，已连通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并通到了阿达纳附近的地中海沿岸。然而，铁路在修至奇里乞亚的两座山脉时意外遇到了困难，工期大幅延长。虽然在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线路已经竣工，但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大段铁路仍处于在建状态。
1914年6月1日，第一辆火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巴格达站。该段铁路为南北向，全长38.5英里，终点是沙漠里一个名为“苏梅卡”（Sumaykha）的无人区。虽然人们因铁路通向的是荒漠而对其热情不高，但铁路公司没有因此却步，而是向政府官员、外国领事馆、俱乐部以及饭店都印发了列车时刻表。工程进展很快，至1914年10月，该铁路已修至萨迈拉。每周一班从巴格达站北上至萨迈拉的火车于早上10点发车，4小时跑完74公里，平均时速接近20公里。回程火车每周二早上10点从萨迈拉出发。虽然巴格达和柏林实现直通的梦想仍非常遥远，但这项工程却在剑拔弩张的年代把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系到一起。
1913年末，德国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奥斯曼帝国。该事件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加深，也引发了一场欧洲事务的危机。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提请德皇威廉二世派一队中层德国军官，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带领，前来协助奥斯曼军在巴尔干战争后的改革与重组。德皇命普鲁士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担此职位。当时，利曼是驻扎在卡塞尔的德军第22师指挥官。他在总参谋部任职多年，足迹踏遍各地，但从未去过奥斯曼帝国。利曼不假思索地接受任命，于1913年12月中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
到达后不久，利曼便受到了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以及三头执政同盟的接见。这位德国将军对内务大臣塔拉特的“魅力”与“迷人个性”印象深刻；他对杰马勒帕夏也颇有好感，评价他“兼具智慧与坚毅”。然而他却很快发现自己与恩维尔帕夏格格不入。恩维尔几个月前刚刚被誉为“埃迪尔内解放者”，他当然极不情愿让一名德国军官来指挥自己的军队。虽然利曼批评奥斯曼军队状态极差：军服千疮百孔，营房疾病肆虐，士兵饥肠辘辘，入不敷出，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看做恩维尔的过失。这位德国将领只是看不惯恩维尔的职位过高，与他的资历和个人能力不符。1914年1月，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任命恩维尔为战争大臣，这个问题越发浮出水面。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在报纸上读到这起任命时非常吃惊，他似乎也赞同利曼的观点：“报上说恩维尔已经被选为战争大臣；真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
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而在杰马勒帕夏将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利曼，让后者负责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安全时，圣彼得堡的反对更是升级成一场危机。对俄国人而言，这无异于让德国控制了有俄国既得利益的领土。因此，沙皇政府扬言要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以重新达到力量的平衡。
俄国的这种报复行为必定会使奥斯曼帝国提前分崩离析，因此英法两国决定出面制止。但英国在此事件中处境尴尬。毕竟英国海军上将亚瑟·林普斯（ArthurLimpus）于1912年率领一支72人的海军顾问团抵达奥斯曼帝国后，便一直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官并未谋求解散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而是建议利曼指挥第二军团，放弃对驻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军队的控制权。然而利曼不愿屈服于政治压力，拒绝了所有试图将其调离的努力。最终，德皇的解决办法是晋升利曼为陆军元帅，如此之高的军衔让他不再适合担任区区一个军的指挥官，于是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便又回到了奥斯曼军官的手中。至此，德国与奥斯曼帝国一同度过了这场危机，两者的联系更为密切。
经济复苏带来的乐观情绪与外交关系上的危机一直在奥斯曼帝国交替出现，直到1914年夏天，矛盾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被化解—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使欧洲所有公开或秘密的同盟关系一览无遗，这块大陆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兵戎相见。“高门”并不为奥斯曼帝国而感到宽慰。这场一触即发的欧洲大战使“高门”担心，俄国即将起兵吞并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最终致使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瓜分殆尽。法国已垂涎叙利亚多时，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心怀不轨，而希腊则试图扩张其在爱琴海的势力。仅凭奥斯曼帝国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对抗如此之多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