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胡化说”在学术上已经为现代更为严谨的历史研究证伪。加利利不是纽约，不是种族大熔炉。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个理论风靡一时，因为它绝对符合时代精神，而且用起来非常趁手。格伦德曼依赖的就是这个靠不住的理论。1940年，他出版了《加利利人耶稣》一书。这部书在学术上殊少创见，只是将前人成果归纳综合，但突出了种族主义的视角和取向。对于“胡化说”，格伦德曼是照单全收。他说，耶稣与犹太教根本对立，后者强调律法，而耶稣突出与上帝的亲密关系。耶稣的使命就是终结犹太教，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更可见犹太人是多么残暴和卑劣。格伦德曼本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明知道有些研究靠不住，仍然以意见主导学术。比如，耶稣没有生父，这一点屡遭古代人嘲笑。早期攻击基督教的著作中，曾记载一传说，说耶稣是私生子，其生父实为在巴勒斯坦地区驻防的罗马士兵，名为潘特拉（Pantera）。此说极有可能是为丑化、中伤基督教而编造出的段子。这样一则自古以来就未曾证实的八卦，格伦德曼居然也采信，用作书中的证据。耶稣与犹太祭司的任何纷争，都被他拿着种族主义的放大镜，夸大成不同宗教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斗。在他看来，犹太教对外邦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其终极理想是奴役所有外邦人，也就是支配全世界。而耶稣呼唤的则是和平和公义，决不局限于巴勒斯坦一地，因而绝不可能是犹太传统中的弥赛亚。
改写新约
格伦德曼组织才能出众，在他领导下，研究所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主要包括改写新约、重编赞美诗和教义手册。所里的专家组对新约正典先动了一个大手术。他们将四福音和保罗书信都大加删削，炮制了一部反犹主义的“新”新约。这部新约改写本，打乱了新约传统的篇章顺序，按主题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救主耶稣”，将前三福音中记录的耶稣生平事迹汇为一编，终止于耶稣的“奋斗、十字架和胜利”。第二部分“人子耶稣”将《约翰福音》浓缩，侧重神学议论。第三部分“主耶稣”从保罗书信中截取片段论述，按照宗教主题重新编排。第四部分“基督教教团之兴起”，则按照《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记载，叙述保罗如何与犹太教决裂，向外邦人传教。这部配合新形势的新约新编，将原书中所有涉及犹太人的段落悉数删去，比如《马太福音》开篇所记的耶稣犹太家谱，以及所有引自旧约的预言。福音书中保留的犹太习俗术语都被修改，比如“安息日”（Sabbath）被改写成没有民族色彩的“节日”，“逾越节”（Pesach）被替换成基督教的“复活节”。
二战期间，物资紧张，正规的学术书往往因为纸张短缺而无法出版。但是，这部与时俱进的新约新编，到了1941年底，连出售、带分发，竟然发行了20万册。由于有出版资助，所以价格低廉，大大方便了书籍的流通。这也可见研究所确实获得了不小的特权。
除了对新约做“排犹”的处理，研究所还对传统的赞美诗以及用于宗教启蒙的教义手册（catechism）做了修改，都旨在向公众灌输符合纳粹国策的反犹思想。1941年出版的《德国人与上帝》一书，就用简明的语言总结了新型基督教的核心主张。比如，他们用新编的“十二诫”代替了摩西十诫，诫命中甚至有“保持血统纯正”、“尊敬元首和主”这样富于时代气息的信息，而禁杀人、禁偷盗这些传统的戒条反而不见了。在1940年编辑的另一部宗教入门书中，还出现这样的问答：“谁是德国精神的敌人？德国精神的敌人就是犹太人……基督是犹太人吗？说耶稣是犹太人，这是犹太人捏造的弥天大谎……我们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耶稣的生命和训诲就是要挑战犹太精神……旧约是怎样一本书？就如同田里庄稼和杂草共生，所以旧约里包含善，也包含恶。我们尊重旧约中关于上帝的永恒真理，但我们要把它的犹太精神彻底摧毁。”赞美诗和教义手册不是专家学者高深的撰述，而是和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流行文本，研究所的影响就以这种形式跨出学界，深入民间。
书斋杀手
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这个研究所自然就地解散，格伦德曼也被解除耶拿大学的教职。但解职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反犹宣传，而在于他是纳粹“老”党员。当时盟军为了在德国各高校推动“去纳粹化”，划下一条杠杠，凡1933年之前加入纳粹党的教员，一律解除教职。格伦德曼的老师基泰尔由于是全国闻名的纳粹神学家，还被关押了好几年。相比之下，格伦德曼差不多要算毫发无伤，这段不光彩的学术生涯并未给他带来任何罪名。研究所主要成员在接受例行的调查时，相互包庇，互相提供有利的证词，结果受到惩罚者寥寥无几。他们对外一律宣称，二战期间的研究属于教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不能算是与纳粹合流。格伦德曼被解职之后，仍受到图林根教会的庇护。1950年，他被派到偏远村庄担任牧师，最后几经辗转，竟然还出任一所神学院的院长。战后他在学界仍相当活跃，不断出版学术著作。只有在他去世之后，留下的一部书稿被出版社拒绝。海舍尔教授对此非常无奈，只能在一条脚注里发泄一下愤懑之情：“战后35年，死后6年，格伦德曼参与‘德意志基督徒’组织这件事才让他付出一笔小小的代价——一部遗作不得出版。”
最让人错愕的是，二战之后，格伦德曼的学术生命力不仅依然旺盛，他的政治生涯也没有就此终结。海舍尔教授发现，战后格伦德曼居然为东德安全部（Stasi）充当过间谍，专门收集宗教界的情报和动态，他当年定期打的小报告都还原封不动保存在档案中。根据这些资料，1956年4月，安全部情报人员秘密与他接触。第一次会面中，格伦德曼说这一天他盼望已久。他还说，通过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坚信德国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格伦德曼每隔几个月就与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他的上线发现，他经常主动要求接头，干劲十足。纳粹时代反犹，冷战时期当东德的间谍，这位牧师和神学家真是一条变色龙。究竟是因为格伦德曼投机钻营、没有操守，还是因为“神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已深入骨髓？其中原委，也只有他本人才最清楚。
格伦德曼有罪吗？海舍尔教授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部三百多页的《雅利安人耶稣》可算一份起诉书。坐在书斋中，站在讲堂上，以思想和学术为凶器，不见血地杀人，这是海舍尔对格伦德曼的控告。这些“书斋杀手”（armchair murderers）最终逍遥法外，这尤其让海舍尔义愤填膺。但是，在全书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个更根本，也更尴尬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纳粹的反犹主义，什么是基督教在神学层面上合理地表达反对犹太教的见解，教会很难区分。”格伦德曼是在反犹被定为国策之际，以学术积极襄助纳粹政府，宣扬彻底清除犹太影响。可是，还有很多学者虽强烈反对纳粹，但在学术和神学立场上，都力主耶稣与犹太教格格不入。这些政治正确，但学术上对犹太教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是否也要为大屠杀担负一点点责任呢？政治投机式的学术，和表达不合时宜观念的学术，这其间的界限该划在哪里？它们是否要为历史灾难担负同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