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希土战争除了解决了土耳其和希腊的现代领土划定之外（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土耳其人和希腊人被迫互相交换，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另一个影响就是让英国战时的首相劳合·乔治下台，他的自由党在1915年之后依然和保守党保持着盟友关系。
劳合·乔治的下台发生在1922年10月的查纳克危机（Chanak Crisis）之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的惨败，使得凯末尔有机会挥师北上伊斯坦布尔。为了防止伊斯坦布尔落入凯末尔手中，伦敦的劳合·乔治当局呼吁大英帝国及其盟友坚守住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亚洲区域海岸的查纳克。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让英国蒙羞，只有新西兰响应了这一战斗号召，法国和意大利都拒绝了劳合·乔治的要求。对乔治当局的批评声越来越多，他被迫卸任首相一职，并且使得他的自由党彻底地告别政坛。
劳合·乔治的骤然下台称得上是战争年代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色弗尔条约》被证明不再适用之后，于1923年7月被《洛桑条约》取代。
《洛桑条约》扩大了各国对土耳其新政权的承认力度，作为对土耳其新政权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原有的“非土耳其地区”（non-Turkish regions）领土主张的回应。协约国军队也（在1923年9月）中止对伊斯坦布尔的驻军，同年10月29日，也是今天土耳其的国庆日这一天，安卡拉被宣布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
1924年3月，在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带领下的新土耳其政府正式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后者也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残留，此后土耳其开启了建设现代的、世俗的欧洲民族国家的进程。
也因此，一战对于现代中东的形成来说十分重要。它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并为国家体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尽管最初是作为强制措施加以施行），直到今天国家体制依然广泛存在于当地。
当地的民族主义团体借助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发动群众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外来者”们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一战争遗产也重塑了当地的政治图景。《赛克斯-皮科协定》和《鲍尔弗宣言》依然会被提及，似乎它们对于当代的纠纷也有调解参考价值，也无怪乎ISIS的军队在2014年铲除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哨所时，会宣称他们是在荡平一战前后由西方人强加于此的疆界区分。
一个世纪过去了，总体上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以及一战的终结在土耳其被纪念的理由要比在欧洲得到纪念的理由更加不同。加里波利之战抬举了凯末尔的地位，并巩固他作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的身份。
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凯末尔所创建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实质上已经为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所改变，后者的统治时间已经超过了凯末尔。战争的结束，以及战后短暂的动荡过后，昔日的敌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回温，加里波利战役的纪念碑上有关阿塔图尔克的感人记载就是这一关系修复的缩影。
阿塔图尔克治下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将土耳其推向欧洲，并远离中东，这一转向也只是在近年来，找微变传奇私服，随着埃尔多安的执政，才重新掉头。
对欧洲人来说，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体上还是指的西线的战事——法国的凡尔登绞肉机，英国的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德国人发动的“皇帝会战”——这些战事都已经烙印在历史记忆和民族神话中。
不过，当终战纪念仪式在周日举办之时，这场战争在打造现代中东的国家体系一事上发挥的作用，要比后来人们所认为的重要得多。
虽说现代欧洲和土耳其关系的基础是在二战之后才奠定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移民到了战后的德国，土耳其也被接受为北约的一员，但事实上，正是此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让土耳其得以走上正轨，并被赋予它今天所保有的混合身份认同。
来源：半岛电视台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remembering-world-war-middle-east-1811091520138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