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各种报告和备忘录提出的建议，“新秩序”改革开始着手解决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在地方行政层面，“新秩序”改革带来了制约帕夏权力的种种规章，将总督的任期限制在三年，并且将其能否连任与人民对他的满意程度相挂钩。关于地方税收的新规章被制定出来，规定由帝国财政部来负责政府的税收工作，试图借此废除包税制。在中央政府，大维齐尔的权力也得到了制约，他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征求底万的意见。还有一些土地改革方面的尝试，影响到了蒂玛尔和其他种类的封地。以前，一旦封地的主人死亡，空出来的封地就会被出售或出租，这种做法导致一些目无法纪的世袭代雷贝伊日益坐大。现在，这种做法被彻底禁止，无主封地重归君主所有，土地上的收入也归帝国财政部征收。
人们还认真探讨了重振经济的措施。在对俄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之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又一次损害了货币的信誉，因此奥斯曼帝国试图采取改革措施，恢复货币的本来价值。谷物交易也将由政府控制。他们意识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贸易顺差。于是，有人提出由土耳其人出资组建奥斯曼帝国的商船队，以便把商贸活动的掌控权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交到穆斯林的手中。外国贷款也是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办法，但这种做法却遭到了反对，因为没有哪个穆斯林国家有能力提供贷款，而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向基督教国家借贷又有辱尊严。
他们还计划禁止出口贵金属和石材，鼓励开矿；甚至还计划创办火药工厂和造纸厂等国有工业企业。这些想法大多未能变成实际层面的经济改革，但这些通过众人开放思路、自由表达意见而一致达成的方案，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奥斯曼帝国需要更加现代化的国家经济。
不过，塞利姆的“新秩序”改革的重心还是在军事领域。人们意识到，有效的改革必须以有效的政府为基础，而有效的政府必须依靠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做后盾。有人提出组建一支由军事学校的毕业生组成的新的常备步兵部队，按照西方式的战术要求对其进行训练和装备。这支部队耗费的资金由底万的一位大臣负责，资金的来源是通过罚没或其他方式落入君主手中的封地的收入，以及对酒类、香烟、咖啡和其他一些商品开征的新税。
原本，“新秩序”改革指的是整个的改革体系，而现在开始专指这支军队的创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在土耳其人中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保守派想回归古老的奥斯曼军事传统，以为那样就能重现帝国的赫赫武功；中间派认为应当学习西欧的军事方法，但令人费解地认为这种举措实际上的效果也是在回归奥斯曼传统；而激进派则认为旧的军队已经没有改革的价值，他们要求苏丹完全按照欧洲的方式创办一支新军。
塞利姆苏丹选择了最后一种路线。他清楚，一支纪律严明、忠心耿耿的军队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维护帝国的内部秩序、有助于他推动内部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在外部威胁面前维护国家的完整。他尤其倾心于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凭借一支用西方方法训练的新军，击败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敌人。
在上一次对俄战争期间，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Yussuf Pasha）抓了一位名叫奥马尔阿迦（Omar Agha）的战俘。此人本是土耳其人，却为俄国人效命。优素福帕夏很喜欢同奥马尔阿迦探讨俄土两国的军事体系问题。作为实验，优素福帕夏批准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国归顺者组成的小型部队，用欧洲方式进行武装和操练。战争结束后，奥马尔率领这支部队驻扎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一个村子。为了看看“异教徒是怎么打仗的”，塞利姆苏丹亲自检阅了这支部队。他立刻就被这支部队远远优于土耳其部队的火力吸引了。他深刻地意识到，基督教敌人在武器和纪律上都要优于他的军队。这支军队得以保留，主要从外国归顺者中招募兵员，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穷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这些人对采用“异教徒”的训练方法和武器十分犹豫。在苏丹的命令下，底万开始考虑把这些方法推广到近卫军之中，结果直接导致了一场兵变的发生，迫使苏丹放弃了他的想法。
1796年，著名的奥贝尔·迪巴耶将军（General Aubert-Dubayet）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使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他重获法国大使馆的全部使用权，还重新取得了法国先前拥有的各种权利和特权，并且重建了天主教会。作为礼物，他给苏丹带来了现代化的火炮和炮弹。有了这些样品，他让法国的工程师和炮手对土耳其人加以指导，还帮助土耳其人管理兵工厂和铸造厂。在他们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铸造、装备和使用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还从法国的步兵团、骑兵团中挑选了一些教官，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授课。一小队骑兵按照欧洲的方式进行了装备和训练。但是，近卫军依然固执地拒绝使用西欧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操练方法。于是，法国大使带来的教官们就只好去训练奥马尔阿迦那支现在被称作“托皮日斯”（Topijis）的小部队。在大使1797年去世、许多教官离开土耳其之后，海军总司令侯赛因把托皮日斯中的一些人调到了他的麾下，并且设法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加入这支部队。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还是仅仅扩大到了6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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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上述种种举措，仍然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人能够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思想，并且支持苏丹的“新秩序”改革。对于政府系统里占大多数的保守分子来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野蛮的基督教西方的一件内部事务，跟自己毫无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苏丹的私人秘书艾哈迈德·阿凡提在他1792年1月的日记里的评论最能体现他们的态度：“蒙神庇佑，让法国的动乱如梅毒一般在帝国的敌人那里四处传播吧，让他们卷入持续不断的纷争之中，带来对帝国有利的结果。”塞利姆也希望能够远离欧洲的冲突，因为一旦卷入战争只会影响国内改革的进程。
然而，战争却变得不可避免了。随着拿破仑在法国掌权，塞利姆维持和平的愿望就难以实现了。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已经没有办法再远离波拿巴的帝国野心的影响了。1797年，法国和奥地利帝国签署了《坎波福尔米奥和约》（Treaty of Campo Formio），其中涉及分割、瓜分威尼斯共和国的条款。法国人得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和附近的大陆城市，这就让标榜自由与平等的法国与奥斯曼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如果法国愿意的话，她还可以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煽动叛乱。现在，拿破仑可以随意地把他的枪口转向其他敌人。但是，正如法国革命的督政府文件中所说的那样，拿破仑决心“在东方重塑法国的权威”，因为这是“与英格兰一较高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坎波福尔米奥和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