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打捞“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张伟平能远远看到，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张伟平说他有时会想象，假如把地球上的海洋抽干，可能每个角落里都会出现沉船。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被打捞，甚至不会被发现，成为一座座冰冷的遗迹。
有时候，潜水队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最后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导向绳上浮出水。
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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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只能吸入氦氧混合气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一种“氮麻醉”的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作监督时，曾听到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引起兴奋，不自觉地会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潜水经验，但他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发现自己头晕眼花，他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有感受到疼痛，“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组织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空气中的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超过120米的深度后，潜水员往往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就需要数个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拉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达到饱和溶解状态，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唯一的“放风”机会，就是每次大概4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虽然同样会很无聊，但还是有人打趣，把这个过程称作“海底漫步”。
荆长宁做过3次饱和潜水，每次进舱前，他都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人物传记类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候，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子身上，都觉得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就变得像一种“流质”。
“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张伟平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要不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
有队员感觉到自己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是个艰难的过程。“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声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这名新进来的潜水员告诉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事实上，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时，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就可能会让整个舱室瞬间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就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伴随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释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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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几十年来，很多人来到这里，也有很多人从这里出走。
每个进入潜水队的人都有各自的原因，但留下来的人几乎都有相同的理由。
一个队里的“老潜水”在小时候就“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他还记得一个猛子扎到到河底摸河蚌时的感觉。下学后他就跟着村里人干起了打捞，一路从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捞到长江。现在，他说自己这辈子都离不开水，“隔段时间不下水就浑身难受”。
打捞局今年新招聘的学员里，有一个跟着潜水队在甲板上干了10年的水手。他在32岁的年龄，放弃水手长的职位和收入，顶着家人压力报名参加潜水队，决定一切从头开始。他说在海上10年，想看看水下什么样子。“觉得潜水员很帅、很牛”，自己也想拥有那份荣耀。
一个曾经“玩”旅游潜水的新学员，加入潜水队，是想要“去更深的地方，探索更多未知”。
而离开的人，大多都是因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经常会超过300天。
王佩育曾在儿子10岁生日时，订好了酒店，通知了亲戚，结果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需要马上出发的任务。自己的50岁大寿，则是在东海的惊涛骇浪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近些年，潜水队的工作量忽然与油价关联了起来。油价上升时，海上油气田开工多，需要潜水员下海维护设备，队里接到的工程就会比往常密集。
王佩育曾去过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的海底作业，他看到当年海底开裂的地方被水泥填充，就像一块块疤痕。
从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从100美元/桶直线下跌到每桶不到30美元。很多海上油田关闭部分钻井，潜水队接到的工程也少了很多。
长期远离陆地的生活，让荆长宁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加薪升职，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让他感到厌烦。只要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就变得清净，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荆长宁和队友们就会做好准备，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记者 杨海）
